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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我们现在工作挣钱,20年后要花钱买工作

日期:2019-04-17 09:49

  19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在公共意见表达方面,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力。商业投资人、硅谷的一批人,还有一些科学家,是他们提出了人类未来的变化。中国其实也蛮明显的,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人冲在变化的第一线。这就模糊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本来是愿意在公共市场中表达自己专业思想的人,讲究逻辑,现在变成企业家在这一方面能力很强。

  第二,合法纳税;

  小平同志在1978年、1984年、1992年带来了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人们摆脱旧秩序——向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做转移。但是到后来,思想解放在商业领域所产生的效应会逐渐地降低。在解放环境下如何做建构,这是能力问题。

  德鲁克在《企业的性质》里写,企业家要做几件事情:

  但是,用列宁的话来讲,中产阶级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一旦失去工作,就有可能离开这个城市,不知道去哪儿。或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他们又是最庸俗的,天天想着房价、柴米油盐、小孩读幼儿园这类事情。

  吴晓波:中国的主力工业人口是80后、90后,而80后绝大部分受过四年制的本科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对现代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民主、自由、法制是有基本认知的,属于准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盘认知。

 

  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问题,你希望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我还是一个财经作家,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再往后面看,比如说50年后,如果你在百度搜索一个人,这个人的第一身份是什么?我想我肯定不会因为说我办了一个企业被人搜索。

  企业家若真觉得要表达一些意见,可以捐款给一些基金会,请人做课题,在专业领域表达意见。

  至于我的企业家身份,要感谢这个时代给我机会创办一个民营出版社;我有了自媒体后,又有机会更深入地介入到商业。我并不排斥金钱,也不排斥企业家这个身份。如果在心理上有一个排序,我会首先认为,我就是一个财经作家。

  未来五年,最应该从国有资本角度实现突破,通过提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效率,再定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角色。国有资本突破,我认为它应该是用主权基金的方式,参与到产业创新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应该只在企业层面上,而是应该在资本层面上进行。

  问:现在很多企业说要成为100年的企业,成为伟大的企业。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伟大企业?

  今天的形态就很麻烦,国有企业拿出资产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你一个坏资产的话,不是祸害你的兄弟嘛,你一个好资产的话,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嘛,这个问题没法来解决。资本层面上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按照国有资本和国家主流基金来入股,而不是我另外再去弄一个阿里巴巴。我在书里面不是写了邓亚萍这件事吗?很典型的,我觉得国家在这一层面上,在部分达成共识了。未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而是国有资本越来越强大,成立各种各样千亿级别的基金。文化领域不也有吗?什么创业之星啊。它不会再去投资国有企业,它会投一些创新型企业,在资本层面上进行一种混合制融资。

  吴晓波:我觉得没必要,企业家就要做好本分。如果一个企业家需要国家认定他是一个功勋人物,这是很扯淡的一件事。

  问:回到初心上,您好像一直比较向往纯学术性的生活。

  第五是慈善。

  只是偶尔,在烟雾缭绕中,他也会想起若干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烟抽得不凶,当众演讲还有点羞怯,为李普曼与沈从文的文本沉醉,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图景“纵笔所至不检束”,看着窗外的京杭大运河遥想这座城池在宋朝时的水村山郭、杏花烟雨……。这时候,这个被很多人喜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男人往往有些疑惑: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问:你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企业家是“廖厂长”(注:见吴晓波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这么多年,还有没有类似的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企业家?

  吴晓波:我很认可正和岛一直倡导的“理性的判断,建设性的表达”。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缺乏一个建设性的方式。我们在这方面,肯定会遭到很大的惩罚,所有人都会付出代价,不仅是老百姓(603883,股吧)。

  吴晓波:没有。因为我从来没缺过钱,还比他们轻松,我干嘛要羡慕他?

  问:你节目里讲过,那时候还跟一些现在的大佬、首富在一起玩儿。你会羡慕他们现在的声名与财富吗?

  问:您长期关注新中产,这个新的群体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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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反商业的。商业的不确定性不是人造出来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画家、企业家,被逼到一种极限状态,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差不多。像当年这些企业家,今天还在不断地迭代。

 

  作坊能够百年,企业是不可能百年的。中国企业家不要想做百年企业,好好做个当下的企业就满足了。

  我到新华社的时候,采访是无底线的,你可以见所有的人,你可以花很多的钱,你三个月不写一篇稿子也没关系,最后拿出一篇稿子给我就可以了,或者给我一个结论也可以。新华社当年养记者是这么养的,绝对富养的,你在浙江当记者和你在北京当记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内蒙古的记者来看我,说我们要到西北去看一看,弄个题目吧,后来我们弄了一个题目叫《长城中部地区畜牧业发展的调查》,而且在甘肃那一带跑了三个月。

  还会面临利益上的问题,比如有人在吴晓波频道插了广告,他给了我100万块、200万块钱,当他突然发生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我怎么办?我现在可能能做到的是我不做报道,我不评论,对吧?但要特别勇敢地去质疑它,除非是特别重大的事情。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会干,当年“达能事件”,我写文章发声,老宗(宗庆后)到现在还对我不高兴,也没有关系。“三聚氰氨”的时候,我们对蒙牛的质疑,那也没有关系。特别重大的公共利益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这点勇气与底线,我还是有的。一般性事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纠结,会有放弃和妥协。

吴晓波:我们现在工作挣钱,20年后要花钱买工作

吴晓波:我们现在工作挣钱,20年后要花钱买工作

  所谓商业之美是在两层意义上:第一层意义是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改变社会和世界,让人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第二是在改造过程中,把自我的生命逼到了一个极限,形成了一种突破。

  吴晓波:百年企业是极不靠谱的。没有一个行业是百年不变的,除非不扩张,写下祖训,不允许开第二家。只要大家还在吃火锅,你家火锅还好吃,就还能延续下去,你要扩张就变成了海底捞,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逻辑了,所以百年企业这件事是极不靠谱的。你如果永远做一个庙宇装修的公司,你可以做成金刚组,你要做很大那就不行了,要把金刚组做成世界500强,你试试看,会成为一个千年企业吗?你很快就死掉了。成长特别脆弱,所以这个是不存在的。

  随着技术的变革,思想供给开始从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蔓延到商业阶层,而商业领域的人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愿意做公共表达,这些人反倒成为思想上的供给者。当这些变革开始发生以后,这两个群体的角色已经开始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