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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日期:2019-04-15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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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极大释放了农民们的斗争热情,两湖农村的氛围变得愈来愈激进,部分地区的农会擅自抓人、处决、罚款乃至破坏庙宇房屋的事件已时有所闻。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生动描绘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竟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与此同时,7月16日,武汉政府又颁布《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暨保护农工训令》,声明“分共”不得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训令》还强调,农工政策在国民党有深远的历史,不会因“分共”废弃,武汉政府将继续保护农工团体和工农利益。

果不其然,汪精卫预想中推心置腹的劝服工作彻底沦为了鸡同鸭讲,他自己反而被吴稚晖当面指斥为“附逆分子”。在致其旧交,此时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的李石曾的电报中,汪精卫感叹:“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怀抱着满腔愤懑,汪兼程赴鄂,领导此时在法理上仍是唯一正统的武汉国民政府。

“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的个人声望推向了新的高峰,“中山舰事件”后他的黯然出走,如今看来反而成了其东山再起的资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中,汪精卫被说成是“今之完人”,还被加了一个“党圣人”的封号,成了众人翘首期盼的“革命救星”,以至于连蒋介石都顶不住压力,发出通电,恳请汪精卫尽快返职。

2、汪精卫:《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

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短短一年不到,从珠江流域进展至长江流域,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也水涨船高,渐渐显露出军事独裁者的面目。蒋的权力扩张,不仅让素来对其保持警惕的共产国际与中共方面感到忧心忡忡,也令国民党内左的右的,各色“反蒋”人物皆焦躁不已。对权力平衡即将打破的恐惧让他们都开始怀念起昔日汪精卫在台上时各路人马“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于是,呼吁汪精卫尽速归国的论调渐渐甚嚣尘上。

可是尽管如此,武汉方面的处境却未像汪精卫事先所期待的那样乐观,“革命救星”的征途很快衍化为一场困坐愁城的噩梦。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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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冲动、情绪化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在孙中山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汪精卫也曾经成为过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受制于自身的性格缺陷,他不仅最终失掉了党内一把手的资格,更会在十多年后,给国家制造更大的祸患。

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汪精卫一抵达武汉,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上海、广州相继“清党”,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建立“国民政府”,正式与武汉方面分道扬镳。汪精卫闻讯之后大声疾呼:“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一时之间, 劫后余生的革命青年纷纷涌向武汉,武汉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心。

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与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所熟知的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倒是以共产党主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的。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在《真理报》上发表宣言,指出武汉政府已经成为反革命势力,宣言要求中共全体党员自即日起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要同国民党的基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

首先要谈到两湖地区异常蓬勃的群众运动。自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一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农民运动就席卷了整个湖南农村。农民们纷纷自发组织农民协会,要求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至1927年年初,整个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两百万人,至汪精卫主政的六、七月间更暴增至七百万人。

汪精卫之后谈到:“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革命,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第四点,要武装两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每一条都令他倍感紧张。

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广州起义纪念碑(笔者摄于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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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面

“迎汪复职”运动期间的一份电报:1927年年初,汕头市第四次工人代表大会电请汪精卫销假复职(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118-010100-0002-056)

但是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国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了,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将不再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是一场工农革命和土地革命,在这样一场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只能够依附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支援存在,本身已不具有力量。根据上述理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尽可能地继续与汪精卫保持合作,但是如此做的目的并非打算继续维持汪精卫领导武汉政府的局面,而恰恰是要动摇和破坏它。共产党需要加速推进土地革命,并在两湖武装农民,组建一支革命军队,完全掌握军事领导权。

武汉的经济同样陷入“百业俱废”的状态,频繁的罢工罢市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许多商人惧于革命政府的清算,纷纷撤资跑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竟至于市面萧条、物价腾贵。财政上也是毫无办法,土地税、消费税没有一样能征解上来,政府只好增发纸币,其结果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陈公博回忆:“我好抽纸烟的,本来一角钱一包的十支烟,最后已涨至一元两角。财政这样奇困,如何得了!”

1925年“廖案”之后的国民党权力架构,实则建立在一种微妙的“汪、蒋合作”上。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虽是一个后起之秀,但他凭借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逐渐掌握了这支新兴的革命武装,就此确立了其“起家”的资本。

正在汪、张二人争执不休的当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包括第二方面军贺龙第二十军全部三个师,叶挺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第十师,李汉魂第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两个团,张发奎的部队折损了将近四分之三,汪精卫“东征”的迷梦就此破产。

电影《建军大业》剧照,周恩来(朱亚文饰)注视着上海街头被屠杀的革命青年

汪精卫选择此时回国,俨然是来扮演“挽狂澜于既倒”的角色,而其一出手也着实左右了世道人心。1927年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号召两党同志,捐弃前嫌,开诚布公,“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宣言标志着汪精卫将继续贯彻其在广州时代的左派立场,他同样打算说服蒋介石等人重新回到这一固有立场上来。

南昌起义的爆发让汪精卫进退失据,没有武力做后盾的他已经丢失了和南京方面继续展开权力博弈的一切筹码,“迎汪复职”运动以来所积累的高人气早就消失不见了,他甚至不得不尽快谋求与南京方面的合作。事态的急速发展,令恼羞成怒的汪精卫终于彻底撕去了“和平分共”的假面,开始为屠杀共产党振臂疾呼:“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在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谈话》),“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的叛徒!”(《错误与纠正》)

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1926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